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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转换与春运叠加是否会加大疫情风险？卫健委回应******

　　今天(1月8日)开始，我国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目前全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总体态势如何？政策转换与春运叠加是否会加大疫情风险？我国的医疗资源准备兜不兜得住老百姓的就医需求？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实施“乙类乙管”以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了，这样老百姓对于整个疫情情况的了解只是来源于身边的感受。从全国来看，现在我们疫情形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2022年12月中旬，全国发热门诊的就诊量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到12月下旬和2023年元旦的时候，急诊量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急诊高峰意味着重症救治的高峰也同步到来。从现在全国的情况来看，全国主要的城市，也就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包括一些计划单列市，这些中心城市正在渡过或者已经渡过感染的高峰。现在从这些大城市的情况来看，急诊和重症的高峰，尤其是急诊也出现了回落的迹象，重症救治是处在一个高位平台期。在春运之前，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实际上也已经迎来了感染的一个高峰。根据这个趋势来看，在春运期间有可能会迎来这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急诊和重症的一个发病高峰。

　　总台央视记者 史迎春：“乙类乙管 ”提出把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但从老百姓实际的感受看，肺炎的人数并不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之前每一版的诊疗方案里，轻型是有发热、咳嗽、咽痛这样一些症状，但是轻型是没有肺炎表现的。普通型就是出现了肺炎了，从2022年我们国家的奥密克戎临床病例的分型情况来看，出现肺炎，也就是普通型的占比还是相当低的，不到10%，大概是8%左右。现在因为感染的基数大了，出现肺炎的绝对数值一定是大的，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再低的比例，变成绝对值，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在春运的背景下，我们1月8日开始实施“乙类乙管”，您觉得这个高峰会不会超过前面的高峰？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因为我们国家人口主要还在这些大城市，人口数量大、密度也大。这些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主要中心城市已经渡过了感染的高峰。现在有一些中小城市，包括农村，应该说感染率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我认为在春运期间、春节前后不一定是一个感染的高峰，但是有可能会出现急诊和重症的高峰。

　　焦雅辉介绍，从去年12月到今年年初以来，全国三级医院，包括地市级医院、县医院急诊和重症监护室的床位使用率快速增长。记者在梳理官方公布的数据时发现，截至去年12月25日，全国二级以上医院重症床位使用率约为54%，而目前，全国二级以上医院重症床位的使用率达到了约为80%。城市和农村同时出现感染率增长的局面，我国的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任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焦雅辉介绍，早在去年上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已经印发了应对奥密克戎大规模感染要做好准备的工作方案。去年11月下旬，国家卫生健康委再次印发了要求各地加强医疗资源准备工作的方案。方案指出，各地要抓住窗口期，加快推进各项准备，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接诊发热患者，配备常用退烧药、中药，要求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对各级医院的重症床位的比例、人员培训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

　　实施“乙类乙管”后，我国疫情防控工作重心从预防转向救治，围绕“保健康、防重症”的目标，刻不容缓做好医疗资源准备。

　　1月7日，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帷幕。1月8日，我国正式实施新冠“乙类乙管”。对于即将迎来的大规模人员流动，焦雅辉表示，在春节期间，更大的考验在于农村的重症救治压力。农村地区急救体系相对薄弱、救治资源包括人员药物等相对缺乏，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农村的重症病人能不能及时转上来。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上一次您在接受采访时说“药能下去，人能上来”，这个“人上来”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一些准备？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中组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几个部门也牵头专门制定了一个农村的疫情防控方案，并且提出要按照脱贫攻坚的五级书记抓脱贫这样一个模式，由五级书记来抓农村的疫情防控。特别是要求基层的党组织、村里的两委，包括县乡的党政组织，要组织车辆、组织运力，在出现农村重症患者的时候，快速协助把这些重症患者转运。首先最起码要转到县医院，如果超出县医院救治能力，如果患者还能够转运，那就转到城市的三级医院。我们要求市县之间建立这种转诊的绿色通道，如果转不了，那就三级医院的专家团队带着设备下来驻点到县医院，来帮助开展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

　　总台央视记者 史迎春：从整个疫情防控来看，您觉得这三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我们从体系上、能力上、人员队伍上、应对的心态，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从临床上看到的病情来讲，虽然大家感觉现在肺炎比较多，但是从临床上反馈过来的信息看，同样是肺炎，现在的肺炎和三年前的肺炎，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肺炎绝大多数经过及时治疗和干预，是可以拉回来的，也就是说可以治好的。而且波及的人群也不一样，三年前在武汉波及的人群主要是青壮年比较多，现在波及的人群更多的是脆弱人群，就是高龄的、有基础疾病的，最重要的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这些人员，受波及影响的范围更大。所以我觉得变化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曙光就在前头”，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总台央视记者 史迎春)

做好政法网络舆情工作的十大创新思路******

　　寄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各类社会思潮、现实矛盾、群体情绪汇聚网络空间交互影响，网络舆论场愈加复杂多变，依法妥善处理网络舆情、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与挑战，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地政法机关的本职要求。因此，不论是信息公开，还是热点回应，或是政策发布，最终目的是弥合分歧、减少误读、促成共识、增进公信，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场，政法机关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增强能力水平，提升舆论认可度和满意度。

　　1 合法性原则需摆在首位

　　随着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舆情处置的法治思维显得更加基本且必要。“依法办理”这一舆情处置关键之道所要求的“规范执法、依法处置”是影响舆情走势最重要的因素。政法机关唯有在依法处置的前提下，在发布内容、时间、节奏等技巧之“术”上采取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措施，方能确保舆情态势能快速走出困境。“依法办理”既是舆情处置的关键之道，也是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政法机关不能做好依法办理这个“最先一步”，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这些技巧之术将成为“无本之木”。

　　2强化舆论阵地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大量的网络热点背后其实是社会思潮的较量。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舆论阵地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负面思潮的叙事逻辑从宏观转向微观，常常聚焦公众的日常生活，通过采取煽情的路径触发舆论共情心理，导致一些偶发的热点个案被上升到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层面。因此，舆情应对不仅成为舆论引导重要手段，更应成为争夺舆论主导权的前沿阵地。政法机关需要强化意识形态敏感性，依法依规处理好网络舆情，及时消除个案被舆论场赋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3树立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

　　随着热点事件的复杂性增加及周期延长，跨系统舆情的连续多年呈现上升趋势，舆情处置工作不再限于某一家政法机关，甚至不限于某一地政法系统。从舆情发酵过程也能看出，舆情治理不止于一家单位、一个地区的责任，执法司法权威与公信力覆盖整个政法系统，一旦某地舆情回应不力，舆论负面情绪会波及并延伸至相关体系内部。换句话说，所有公权力部门都可能面对“塔西佗”陷阱，这就要求舆情处置部门也要树立“共同体”意识。正如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全国各地政法机关需要树立全局意识和协作精神，共同应对舆论压力，共同维护执法司法公信力。

　　4认清舆论场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在舆情工作中，无论是负面舆情处置还是正面宣传工作，风险意识一直是政法机关强调的要点，需要充分了解相关工作潜在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具靶向地采取措施，推动工作呈现实效。这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研判相关风险时，不仅要知其然，提高防范意识，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当前舆论环境充分的了解，进而做出精准的风险预判及研判。只有看清热点事件背后所附着的社会思潮、舆论风向、议题“靶点”，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舆情发酵阶段做出精准研判，在舆论引导阶段明晰重心所在。例如，近年来接连出现多起与“女权”相关案件，其中四川女子“拉姆”遇害案、成都女子饭馆劝烟被泼水等事件均引发极端女权的罔顾事实的“狂欢”。对于这类带有明显议题特征案件，政法机关就不能以普通案件对待，需要及时预判舆论炒作点和舆情敏感点，增加回应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预判性，以免被炒作势力钻空子、揪辫子。

　　5适应新媒体时代工作需求

　　当下我们正处在短视频时代，网络热点舆情事件通过短视频的传播增加了发酵速度与烈度，“发酵快而急”“小事闹大闹炸”的趋向十分明显。而一旦舆情发酵，涉事政法机关面对全网舆论的关注压力，常常会出现回应处置不及时而被网民追打的局面。因此面对舆情急速发酵的情况，如果政法机关还按照往常思路，层层上报等审批，网络舆情已经升级恶化，很容易错过了回应舆情的最佳时机。对此，政法机关需要形成适应网络时代的舆情工作思维，在发现、上报、研判、处置、引导等各个环节建立常态化方案，在突发舆情出现后能够从容不迫，不落后甚至能够跑赢网络舆情的发酵速度。此外，在工作方法上，政法机关也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分析方法，不断提高舆情工作的主动性和及时性，重视舆情溯源和关键节点追踪，找到舆情推手和背后力量，在应对舆情时更加从容。

　　6重视情绪管理与疏导

　　后真相时代，感性主导理性，情绪先于事实。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社会不良情绪的富集，负面舆情的爆发很多时候是由负面情绪点燃的，舆情最终能够平息也多是因为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对此，政法机关一方面，在舆情风险研判时需要考虑社会情绪的影响，以免踩中“雷区”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在舆情回应处置过程中，同情当事人的不幸遭遇，关照事件背后的公众情绪，能够有效引导舆论理性表达。例如，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新街口发生一起男子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的事件，其中有市民见义勇为被刺伤引发网民关注，在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公安对见义勇为人士表达敬意，表态要加强排查整治、严打违法犯罪行为，相关部门专门介绍了“胖哥”救治情况。一系列表态及做法既回应了公众“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情感，也满足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期盼。相反，缺乏情感关怀的通报案例也不少，类似“领导高度重视”“受害者情绪稳定”“情况不便透露”常常招来嘲讽批评，删帖、封口更是堵住人们释放情绪的渠道，必然适得其反。

　　7不回避舆情、不盲从舆论

　　舆情并不都是真实的民意，被流量操弄的伪舆情和假民意，具有迷惑性，虚高热度容易令政法机关手忙脚乱，一不小心就被舆情带偏，脱离依法依规处理的原则和底线，反而使自身负面缠身。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网络舆情处置中出现“按闹分配”“不上热搜不解决”等不良倾向，变相鼓励了网络水军和自媒体制造舆情倒逼官方处置的现象，其中的反转舆情不仅滋生网络暴力加剧舆论场失序风险，还消耗政法机关的精力与公信力。因此，政法机关对于热点事件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兼顾法理情的有机统一，确保处置工作经得起舆论检验和时间检验。

　　8建立舆情风险研判会商机制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成为公众对现实社会情感和态度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政法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一个重要分支，也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而备受社会舆论的重视。在舆论看来，政法工作代表着公平正义，由此引发的舆情能否有效处置也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因此，各级政法机关在出现涉政法舆情后，其应对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提升。但要看到的是，政法机关在面对千差万别的涉政法舆情时，仍将重点放在“应对”二字上，缺乏对舆情本身生成发酵的原因深入分析，在回应、引导和处置层面无法采取针对性措施，这也就导致出现回应缺乏重点，引导方向出现偏离等情况，使得舆情并未因“应对”而平息。因此，政法机关在处置涉政法舆情时，需将重心放在如何做好回应、引导工作上，而非简单停留于“应对”层面。

　　9强化有效信息供应原则

　　突发事件发酵速度快、信息量集中、话题扩散频繁，在信息真假不明、传言流行的时候，公众最希望看到来自官方的声音和态度。可以说，舆情工作的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在于信息供给到位不到位。如果官方信息供给不透明、发布不及时，网民根据舆论场现有信息的误导或自身想象，很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给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挑战。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发声权的全面下沉令更多人具有“发布者”的能力，足以影响整个舆论场的信息供给格局。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法机关作为处置主体，需要坚持高效率、高质量、动态化的信息供给方式，尽力放大己方的声量与覆盖面，压缩“竞争者”的影响力。此外，在处理热点事件的衍生舆情或二次舆情，由于此前的舆论势能积蓄，舆情再度喷发时的烈度与广度可能更胜以前，更需要处置部门准确掌握公众情绪、精准回应舆论关切，以稳定、有效、及时的信息供给稳定社会情绪，进而进行舆论引导。

　　10坚持舆情工作闭环思维

　　闭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有效的舆情管理，形成一个连续、封闭的处置回路，确保舆情处置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效衔接。当前，政法机关对于舆情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组织了专业力量进行网络舆情监测，为防范敏感信息发酵成热点事件发挥出重大作用。但是，目前在实践中，各地相关部门仍有“重开头轻后续”的处置倾向，即舆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现舆情苗头之后，基本都能比较迅速地介入并作出回应，能够从程序上完成政务公开的基本“规定动作”。但是首次回应之后，后续处置往往不太理想。一旦舆论关注度降低，网民被其他事件吸引而不做关注，那么涉事部门很容易转而放任舆情“敞口”，导致风险持续存在。因此，良好的舆情处置工作应当建立健全的闭环舆情机制，做到从预警发现到处置善后的全环节覆盖。具体而言，就是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政法机关需要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动态，加强舆论场信息和网情民意的收集，对公众的关注焦点和诉求出现的新变化保持敏锐的感知度，并及时作出审时度势的处置和反馈，以实情工作促使舆情降温。

　　（作者：法治网舆情中心 编辑：彭晓月 刘思源）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